您知道吗?70年前,围绕新中国的名称曾有两个激烈争论

高晓林(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民族名称,它不仅明确表达了新中国成立的划时代意义,而且完整准确地表达了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政府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理想、追求和实践。

吴一斌照片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举国欢庆的日子,详细回顾新中国国家标志的建立始末,深刻理解其科学内涵和制度特征,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新中国名称的两次争论

韩平(复旦大学):在新CPPCC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讨论新中国的名称时,会议气氛非常热烈。每个人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标题。有些提案被称为“中国人民民主国”,有些被称为“民主人民国”,有些被建议向苏联的老大哥学习,被称为“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还有一些被称为“中华联邦民主国”、“共和国”等。然而,意见相对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题上。

同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对新中国没有固定的称谓,有时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时用“中华人民共和国”。1948年8月1日,毛泽东曾提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1月25日,中共中央高岗、李富春、民主党员沈钧儒、谭平山、张伯俊、蔡廷锴等代表在《关于召开新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有关问题的协议》中明确指出,“新CPPCC要讨论和实施的两大问题是:第一,共同纲领问题;二是如何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49年6月15日,在新CPPCC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大纲草案》,其中载有一项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为中华民国”。

然而,毛泽东在同年6月30日出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只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上述背景下,就新中国的名称进行了讨论、讨论和意见。这个问题有两个焦点:

一个是关于是否保留“民主”一词的争论。

1949年6月16日,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常务委员会成立了六个小组,其中第四个小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计划》(见本版右上角的数字)。组长是董吴彼,副组长是黄炎培(离开北平时由张奚若接替)。在筹备之初,六个工作组在起草相关文件时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

1949年7月8日,在第四集团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就是否使用“民主”一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清华大学的张奚若教授建议不要以国家的名义使用“民主”这个词:“一些老先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了。他们说应该删除“民主”一词。我认为称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好。如果有一个民族,“民主”这个词可以省去。有没有一个不民主的民族?此外,民主一词来自希腊语,与人民有着相同的原始含义。“民主”一词去掉后,从下面的解释中也很容易理解:它是一个共和国而不是独裁政权,是一个民主而不是君主,是一个民族而不是资产阶级国家。此外,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的概念已经表达了民主的含义。没有必要重复“民主”这个词。"

针对张奚若的观点,黄炎培和张志朗主张使用“民主”一词,称:“我们的国名可以从原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共和国。今后,当我们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时,我们将改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这两个人坚持“民主”,并删除了“共和国”,理由是两者是同义词,不需要并列。筹委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各团体领导人也认为“民主”和“共和国”没有必要并列,因为民主和共和国在西方语言中的字面含义没有区别,但前者指的是民主政治制度,而后者指的是民主国家。

在前期紧张讨论的基础上,该小组于8月17日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修订并通过了组织法初稿。在这份初稿中,“民主”一词已从新的国名中删除。9月7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抵达北平的CPPCC代表和有关人士发表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关于国家的名称,周恩来解释说,他认为“民主”和“共和国”具有相同的含义,无需重复。这两个词都含有民主的含义,因此删除了“民主”一词。共和国用于国家制度,民主用于自然。作为一个国家,最好用共和国这个词,所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说是民主。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正,新CPPCC筹备委员会最终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在筹备委员会提交会议的文件中,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天,董必武在会上报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起草过程和基本内容,该法已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接受。

第二是缩写的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确定后,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即在国家标志上附加一个括号“中华民国”。最初,以周恩来为首的第三个小组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考虑到了人民的传统和习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后增加了“中华民国”几个字。周恩来对此解释说,民国呼吁了38年,突然改变了,会使落后的政治水平很低的人无法接受。因此,我们允许中华民国的缩写,但这个中华民国的性质不同于过去。它不包括地主、官僚和资产阶级。

然而,这很容易与1911年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混淆。因此,一些代表提出反对意见,并建议废除缩写“中华民国”。马旭伦、郭沫若、沈雁冰等人已经提出提案供大会表决。

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中华民国,特别是孙中山、周恩来和林曲波联合发出邀请,邀请20至30位70岁以上的名人参加9月25日的午餐会。宴会上,周恩来向每个人清楚地说明了中华民国的未来,希望老人能提出一些建议。黄炎培认为有必要保留这个缩写,因为人们习惯了使用民国的称谓,但以后可以去掉。何香宁也希望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但表示服从每个人的意见。另一方面,周志祥和司徒美堂强烈要求删除民国的简称。他们认为中华民国已经被蒋介石毁灭了。此外,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同于1911年的革命。他们必须抛弃中华民国的招牌。否则,如果名字不规则,单词不流畅,这是不可能的。马寅初、张兰、陈叔同、沈钧儒、陈嘉庚等人也反对使用中华民国的缩写。

其中,著名法学家沈钧儒从法律角度深刻论述了废除缩略语的意义。他认为有些人仍在写民国,这是他们暂时的方便,我们不需要明确禁止。至于在公开CPPCC的三个主要文件中包括方括号,简称中华民国,这确实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绝不能如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字母的首字母缩写,而不是建国文件中包含的其他缩写。如果一定要写的话,将来用这个国家的名字和其他国家签约会很不方便。因此,我主张不要使用这个缩写。周恩来综合了每个人的意见,并把它们送到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决定删除“中华民国”的缩写。

建国整个历史进程中民族称谓的变化。

高晓林:新CPPCC全国委员会的称号之争,不能与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将要建立的新中国的称号分开。因此,我们应从历史起点出发,探索新中国创建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国家称号的变化。

首先,党的初中给国家起的名字。早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共和国就被列入党的最低纲领。一方面,它强调坚持民主和共和主义。另一方面,它认为民主共和国的本质必须恢复,任何虚伪的民主共和国都不应被允许。它明确指出:“中国总部(包括东北三省)统一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而,由于历史上对民族问题的限制,该党还提议“建立联邦中华民国”。

第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为国家象征。1927年8月14日,中国共产党提出“一个独立的工人、农民和平民的中华民国”。这时,中国共产党突出了阶级性质,把工人、农民和平民作为共和国的基础,从而为未来的人民共和国定下了基调。

到1928年,党在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宣言和给全国的信中,把“苏维埃”和“共和国”结合起来,提出了“建立工人、农民、士兵和一切劳苦大众的苏维埃中华共和国”的思想。这时,党进一步明确了民主共和国的阶级基础,包括工人、农民、士兵和一切劳苦大众。“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进一步扩大阶级基础,加强统一战线,团结最广大人民抗日救国。

1936年,出于蒋介石抗日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民主共和国”,认为民主共和国是更大范围的民主,优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193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救国运动和民主共和国新形势的决议》,其中明确提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中央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有必要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 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保卫中国领土完整,防止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族悲剧的最好办法,也是广大人民民主要求产生的统一战线的最恰当口号。 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在地理上比部分地区工农民主专政更受欢迎的民主国家,是一个比国民党在中国主要地区的一党专政有很大改进的政治制度。”

第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号上的名称。1938年,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华民国应该是中国人民的民主共和国。”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民主共和国的内涵,即三个人民民主共和国、真正的三个人民民主共和国和新的三个人民民主共和国。同时,毛泽东坚持民主共和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当前革命要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必须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有一定地位和发挥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句话说,民主共和国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切其他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这样一个共和国才能完全建成。"

第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为民族象征。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专政和反对内战的民族名义,突出民主一词。1947年,毛泽东在新年讲话中提出,“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必须在未来几年打下坚实的基础”。1948年1月12日,任比什在《土地改革若干问题》中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修改了任比什的文本,并以书面形式增加了“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称“把罢工的面孔纳入封建剥削阶级的领域”。1月18日,毛泽东在《当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举产生的各级政府”次年4月1日,毛泽东指出,“人民建立的国家和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代表所有民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联合政府”。

由此可见,解放战争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交替出现或同时出现。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民族称谓不同,这不仅与不同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有关,也与中国共产党的不断成长和成熟有关。

虽然不同时期对民族符号的称谓和描述不同,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符号的内在逻辑是相同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强调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国家称号的阶级基础,因为国家称号直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和目标,即建立自己所属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围绕反映阶级基础这一核心问题,在阐述民族称谓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拓展阶级基础。党成立之初,工人阶级受到重视。土地革命时期,工农联盟被提出,后来所有劳苦大众都被包括在内。抗日战争时期,阶级基础进一步扩大,将所有抗日人民纳入广义的国家称号的阶级基础。抗日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前夕,阶级基础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强调所有民主阶级的联合专政。

第二,强调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国家的建立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逻辑起点,而且贯穿于整个革命过程。从内在逻辑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民主和共和主义被明确写入党的宣言,作为斗争的目标。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共产党长期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坚持反对专制,要求民主。

第三,坚持体现民族团结的含义。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维护和维护民族团结作为革命和执政的前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在“民主共和国”之前明确增加了统一中国总部(包括东北三省)的前提。从土地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一词列入其国家名称,代表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因此,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围绕新中国国名的确立有不同的表述,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被一致视为新中国国名并非偶然事件,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逻辑的必然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的内涵

韩平:“中国”是指中国和华夏。历史上,“中国”的“中国”始于舜的“中国”和舜的“中华”。唐代学者张守杰把“中华”解释为“眼睛的瞳孔”,说舜的眼睛有两个瞳孔。“化”作为一个氏族名称可以在“上周树蜀吴城”中找到,意思是第一个神圣国王的后代,即古代社会的贵族。这是最初的狭义含义。后来“中国”作为一个氏族名称出现在《西域北史传》中,意思是所有的中国人。这就是广义的含义。“中国”一词可以在裴松之的注释《三国史记·诸葛亮传》中找到。

“中国”一词正式出现在唐朝的法律中。在公元653年出版的法律书中,第三卷中的“中国”一词解释如下:“中国,中国也是。他是国王教的,属于中国。它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是因为它优雅的服装,孝顺的生活和礼仪。这意味着所有属于中国的行政区划和文化体系都被称为中国。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中详细而准确地阐述了“人民”的概念。人是一个政治概念,相对于敌人而言。在当代中国,一切支持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都在人民的范围内。人民是指一切社会主义工作者、支持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和支持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英文单词“republic”来自拉丁语res publica,意思是“人民的公共事务”。虽然共和主义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但公元前509年建立的罗马共和国被普遍认为是共和主义的起源。罗马共和国主要由三个层次组成:领事、参议院和公民大会。领事是共和国的最高职位。他们有两种平等的权力,当选后任期一年。为了避免任意性,所有法令只能在两人同意的情况下执行。参议院是国家决策机构,所有成员都由贵族组成,遵循政府和商业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公民大会是公民可以参加的会议,负责选举公职人员和采纳参议院起草的提案。

在中国,“共和国”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周本纪》。据记载,公元前841年,周厉王暴虐不羁,引发了首都郝静的“民族起义”。周厉王逃走了,留下这个国家无主,暂时由两位部长统治,周公和召公,在历史上被称为“共和政府”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共和主义一般都包含分享权力和共同执政的含义,但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共和主义的权力主体范围是不同的。在现代意义上,共和主义强调所有公民都参与国家的法律制定、政策制定和执行,包括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如公民投票、代表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特征

徐洪武(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家的最高形式。它是阶级和国家产生以来人类探索国家形态智慧的结晶。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可以被称为民族形式研究的创始人。在他的著作《政治》中,他在仔细观察和研究具有不同政体的混乱雅典城邦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政体的三种理论。人们相信,属于一个人的所有政权都是“国王”,即君主政体。当政权被少数人控制时,它是一个高尚的政权或一个有道德的政权。在政府掌握在群众手中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共和国。他认为,各种制度是否合理取决于各种具体条件,没有具体条件很难区分优劣。然而,他也主张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共和制度应该是最理想的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人类社会国家形态发展的规律。在探索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权力形式时,他们提出了民主共和国是国家权力最高形式的重要假设,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必然选择。恩格斯曾经指出:“国家的最高形式——人民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社会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也指出:“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能以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告诉我们,研究国家问题必须坚持国家制度和政府制度的统一。国家制度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哪个阶级拥有权力。政权是国家的组织形式,采用什么组织形式来运作政权。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忽视。否则,他们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理论混乱,无法自拔。根据国家制度和政府制度统一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概念可以定义为公民根据平等原则共同管理的一种国家权力形式。根据人类社会国家权力发展的规律和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建设的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特征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

共和制与君主制的根本区别,是政权归谁掌握。在封建社会实行君主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一切大权都由君主一人掌握,可谓之“私天下”、“家天下”、“天下为私”。共和制,政权由人民所掌握,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主体是公民。共和国是“公天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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